我叫林夏，三年前，我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因为母亲换肾手术而背负了三十万债务的普通女孩。白天我在公司做行政，晚上去便利店兼职，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但那些钱对于医院的催款单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就在我快要被绝望压垮的时候，陈璐找到了我。 陈璐是我大学四年的室友，也是我曾经认为可以交托后背的闺蜜。我们曾挤在同一张单人床上畅想未来，她知道我所有的软肋和窘迫。那天她穿着一身质地考究的职业装，开着一辆崭新的轿车停在我租住的地下室门口。她告诉我，她现在在泰国一家跨国医疗旅游公司做客户主管，专接国内过去做高端体检的富豪。 “夏夏，你过来帮我吧。就做接待和行程安排，包吃住，底薪一万五，提成另算。以你的细心，一个月赚三四万不成问题。”她在逼仄的房间里握着我的手，眼神真诚得让人落泪，“阿姨的病等不起，我也看不得你这么糟蹋自己。” 人在溺水的时候，是会死死抓住哪怕一根稻草的。出于对四年同窗情谊的绝对信任，我没有丝毫怀疑，迅速办理了护照，辞去了工作，跟着她踏上了飞往曼谷的航班。 飞机落地素万那普机场时，已经是深夜。没有想象中高端公司的商务车，来接我们的是一辆破旧的灰色面包车。开车的男人皮肤黝黑，操着一口生硬的中文。陈璐上车后就开始闭目养神，对我的询问只是敷衍地说“到了你就知道了”。 车子越开越偏僻，路边的霓虹灯逐渐被大片低矮的平房和黑漆漆的树林取代。最终，车停在了一栋被高墙和铁丝网围着的三层小楼前。 “护照给我，明天公司要去办工作签。”那是陈璐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等我交出护照，立马被两个身材魁梧的男人推进一间散发着霉味和劣质香水味的昏暗房间时，我才意识到不对劲。我猛地回头想找陈璐，却只听见沉重的铁门在我身后“砰”地一声锁死。 接下来的三天，我经历了人生中最黑暗的驯化。 没有水，没有食物，只有无休止的谩骂和偶尔落下的巴掌。一个被称作“强哥”的中国男人拿着我的身份证复印件，冷笑着告诉我现实：“陈璐已经拿了八万块的‘人头费’走了，你现在欠我们十万偷渡费和安置费。想活着出去，就乖乖给我换衣服去前面上班。敢跑，就打断你的腿扔到湄公河里，你国内的爹妈也别想好过。” 那一刻，我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饥饿、恐惧、对陈璐的恨意，以及对父母安危的担忧，像一条毒蛇死死缠住了我的脖子。我妥协了，为了活命，为了不连累家人。 第四天晚上，我被迫换上了暴露的亮片裙，踩着十二厘米的高跟鞋，被推入了那个隐秘在芭提雅郊外的地下娱乐城。那里没有招牌，只接待熟客。在那里，我们不被称为人，而是被称为“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