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打击“屁股姐”的嚣张气焰

“屁股姐”火了。 火得她措手不及，火得她“呼吸性碱中毒”，火得她连马来西亚的学校都可能去不成了。 但我一点都不同情她。不仅不同情，我还觉得这火烧得不够旺，不够狠。 一个十九岁的成年女性，在餐厅里被一个四岁男孩奔跑中无意碰到臀部，她做了什么？她一把揪住孩子的衣领，死死拽住，长达将近两分钟。孩子的脖子上留下了红痕。 一个四岁的孩子，在她手里挣扎到“扭到地上去了”。 然后她说这是“性骚扰”。 一个四岁的孩子，性骚扰一个成年人。这话说出来她自己信吗？ 有些人的“清白”，是用别人的血写的。 “屁股姐”说： “我不知道后续做心理治疗需要花多少费用，所以必须赔偿我。” 男孩父亲郭先生一开始是克制的。口头道歉了，医药费转了，第一次调解配合了。他以为这事能过去。结果呢？“屁股姐”半夜越想越气，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第二天又冲回派出所，把人家夫妻俩从被窝里叫回来接着掰扯。第二次调解，第三次调解。她要什么？书面道歉。视频道歉。承诺“严加管教”。 郭先生说了一句让我心里发堵的话。他说儿子问他：“爸爸，我是不是做错事了？” 一个四岁的孩子，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了。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他只知道爸爸被叫去派出所了，妈妈在哭，有一个阿姨在骂他，他的脖子很疼。他问爸爸，我是不是做错事了？ 这就是“屁股姐”们造成的伤害。不只在脖子上那道红痕，而在一个孩子对“对错”的认知里，埋下了一颗钉子。 好在郭先生没有签那份书面道歉。他说得很清楚：一旦落笔，就等于给孩子扣上了“故意”的帽子，这是对他一生的伤害。 这份清醒，比一百次调解都值钱。 现在他要反诉了。不为索赔，只为给孩子要一个法律上的清白。胜诉赔偿全额捐给青少年公益，维权成本自己承担。 这才是一个父亲该有的样子。法律的意义就在这里，不是用来给撒泼者撑腰的，是用来给普通人抵御恶意的。 罗永浩说得好：纵容这种货，不知道还会祸害多少无辜的人。有人质疑老罗蹭热度，老罗回怼：搭上钱、做好事、蹭热点，也要被骂？ 老罗这话在理。但我想说的不是罗永浩。 我想说的是，为什么一个十九岁的女生，能把一个四岁的孩子逼到这个份上？为什么三次调解都解决不了一个监控拍得清清楚楚的事？ 因为调解在面对这种人的时候，天然失灵。调解的逻辑是各退一步，是息事宁人。可“屁股姐”不退。她不但不退，她还要往前拱。今天说孩子摸她屁股，明天说对方态度不好，后天说自己被气到“呼吸性碱中毒”了。她永远有新诉求，永远有新委屈。你跟她讲道理，她跟你讲情绪；你跟她讲法律，她跟你讲感受。调解员被折腾得够呛，民警被折腾得够呛，那对夫妻被折腾得够呛。最后所有人都想赶紧了事，而她恰恰利用的就是这一点。 这种人最怕什么？最怕对方不妥协了，不调解了，直接法庭见。 法庭只认证据，不认情绪。法庭不会因为她“想哭想吐”就判她赢。监控视频摆在那里：四岁的孩子跑过去碰了一下，她揪住孩子脖子将近两分钟。谁在施暴，谁在受害，一目了然。 看看她抖音那八个作品就知道了。一半是吵架视频。 跟顺风车司机吵。她选了独享，司机中途接了一个人，只耽误一分钟，她发飙了。司机说“99%的乘客都会理解的”，她说“我就是那1%”。最后她把司机搞到封号，断了人家的生计。 跟宿管阿姨吵。被门夹了一下，她要调监控看人家是不是“翻白眼”了，然后投诉。 这是一个把制造冲突当日子过的人。一个走到哪就把火点到哪的人。一个把“不依不饶”当性格标签的人。 有人说她心理状态堪忧。我说这评价太客气了。这不是心理问题，这是做人出了问题。 看看她的“光辉履历”：跟司机吵，跟宿管吵，跟四岁孩子吵。这就是一个把“维权”当武器、把“撒泼”当本事的职业选手。她的抖音账号就是她的战场，每一次冲突都是她的素材。四岁孩子的手碰到她的屁股，在她眼里不是意外，是流量。 流量的代价，是别人的清白。 武汉大学杨某某构陷男同学，川大研究生张某构陷大叔偷拍，现在加上一个长沙““屁股姐””构陷四岁幼童。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对自身权益的敏感程度极高，对他人权益的漠视程度同样极高。她们接受过教育，甚至在考试维度上算得上“优秀”，但在做人这件事上，一塌糊涂。 “屁股姐”比她们更恶劣的地方在于，她的“维权对象”是一个连性别意识都尚在萌芽阶段的四岁幼童。 一个四岁的孩子，视线所及不过是成年人的大腿和屁股。在他眼里，前面挡路的东西和一根电线杆子没有本质区别。他喊了一声“阿姨让一下”，他的手扒拉了一下那个挡路的障碍物，仅此而已。 把这一瞬间的无意识接触解读为“性骚扰”，需要多么扭曲的认知系统？ 这不是维权。这是碰瓷。 网友把她的留学学校扒出来了，向马来西亚的学校举报了，学校回复“将采取必要措施”。有人说这是“告洋状”，我觉得这叫社会自净。一个在公共场合对幼童施暴、把冲突当流量密码的人，任何一个有基本判断力的教育机构都应该重新审视她的入学资格。 这不是网络暴力。这是社会对她行为的反馈。